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概况
上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指示上海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拍摄一部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了解鲁迅。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便指定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撰写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剧本。叶以群在1958年1
石西民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指派上海电影局长张骏祥和叶以群在1月7日晚上邀请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叶以群、陈白尘、柯灵、杜宣等人组成的《鲁迅传》创作组，陈白尘担任执笔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决定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鲁迅传》顾问团。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指定叶以群担任创作组组长，夏衍担任顾问团团长。1月29日，石西民在上海召集会议，宣布了创作电影《鲁迅传》的人员名单，陈白尘、叶以群、唐?、柯灵、杜宣、陈鲤庭等负责创作剧本；陈鲤庭、赵丹、蓝马、于蓝、石羽、谢添、于是之等人负责摄制工作，正式启动了《鲁迅传》的创作工作。
4月3日，周总理亲自解答了《鲁迅传》创作组在创作剧本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并就影片的基调作出详细指示：“《鲁迅传》影片应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4月8日，《鲁迅传》顾问团团长夏衍召集《鲁迅传》创作组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鲁迅传》创作组很快就写出了《剧本提纲草案》。4月16日，夏衍召集《鲁迅传》顾问团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草案。陈白尘介绍了剧本的初步构思：剧本分八段，“上部断在北伐和大革命失败，下部结在长征胜利”。茅盾、巴金、周建人、阳翰笙、邵荃麟等人对剧本提纲草案进行了评议。夏衍最后强调指出：“整个戏最主要的两点：第一，必须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语为纲，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上经历的变化……第二，是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文艺运动领导的一条线。……鲁迅的进步实际上是靠拢党，思想上起了变化的结果。鲁迅和党的关系早在广州就开始，不是直到左联才开始的，更早的还有李大钊，这条线应该写出来。”
创作组在听取了顾问团各位成员的意见之后，赴广州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到上海开始创作剧本详细提纲。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创作组写出了《剧本详细提纲》。剧本上集的提纲共分四章：第一章“辛亥革命时代”，第二章“五四时代”，第三章“五卅到三一八”，第四章“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描述了鲁迅从执教绍兴到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的斗争经历，重点突出了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等人的亲密关系。毫无疑问，这个《剧本详细提纲》按照夏衍等的指示，突出了共产党对鲁迅的影响和领导，但是没能把握好鲁迅和共产党亲密关系的度，以至于太突出鲁迅的革命色彩了。
6月18日，夏衍到上海传达了顾问团对《剧本详细提纲》的意见。夏衍指出：“骨架基本上不动，结构再坚实一点，可删一些，可增一些，《鲁迅传》搞到这样是不容易的，有戏。”
创作组按照夏衍的指示开始创作剧本，陈白尘负责创作剧本的上集，柯灵、杜宣负责创作剧本的下集。11月27日，陈白尘写完了剧本的上集，这是剧本的第一稿。该稿在《剧本详细提纲》的基础上吸收夏衍等人的意见作出了部分修改，篇章结构未动。描写鲁迅革命活动内容的章节仍然较多。陈白尘稍后又对该稿作了局部修改，然后刊登在1961年2月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这是剧本的第二稿。该稿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的篇章名称，增加了描写鲁迅和农民的关系以及鲁迅在五四期间的文化活动的内容。
剧本发表后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一些高校还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一剧本。为了听取各方面对剧本的意见，林默涵在3月6日下午召集了在京的顾问团成员和部分专家在文化俱乐部开会讨论这一剧本（同日，夏衍也在上海召集创作组和摄制组人员开会进一步讨论剧本）。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陈白尘、唐?等在京的《鲁迅传》创作组成员，有林默涵、许广平、阳翰笙、陈荒煤等在京的顾问团成员，有章廷谦（川岛）、曹靖华等与鲁迅有交往的人士，此外还有严文井、何其芳、袁文殊、陈笑雨、李希凡、袁水拍等文艺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会议由林默涵主持。
章廷谦（川岛）的讲话内容及价值
我搜集到了这次座谈会的会议记录，这份会议记录和出席这次会议的编剧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教授提供给我的另一份记录的内容一致，所以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讲话记录中有鲁迅的学生和友人、时任北大教授的章廷谦（川岛）针对剧本的内容丰富的讲话。因为这个讲话记录是内部资料，未曾公开发表，很少为人所知。所以披露如下：
川岛：这个剧本影响很大，通知里说这是一件大事，在图书馆或公共汽车上，大多数青年，几乎人手一本，都在看这个剧本。我想这部影片不仅要把鲁迅的伟大精神表现出来，同时，也要反映出我们电影艺术的水平来，因而剧本还需要提高。历史传记片可以采取现在剧本这种手法，但是鲁迅生活的年代究竟离我们还不太远，因而除了研究鲁迅的著作外，还可以访问一下鲁迅的亲人和朋友，多找一些资料，加进一点生活的东西。这个剧本写鲁迅的思想发展，从历史的一直下来，也经过曲折的过程，他的革命思想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剧本是写了一些，但不怎么明显。感到最突出的有这么几个问题：（1）剧本是用鲁迅各个生活片段凑合起来的，是个平面的东西，平铺成为一大块，好像抽掉哪一段，也都可以，与其他各段不发生必然的联系。随便抽掉一段，也不影响全剧，只是短些小些，因而剧本需要更明显的贯穿一根线索，使具有内在的联系；（2）鲁迅先生的贡献，他一方面革命，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但后来[者]表现得不足；（3）鲁迅先生和青年的关系，他对青年的爱护和关怀表现得很够，但他怎样指导青年，影响青年，写得淡了一点，他对青年的态度总是“四让”，自己吃苦在先，先上去，这是一种高尚的风格，剧本在这点上是否应该稍有加强；（4）剧本里的共产党员无论李大钊、陈延年，还有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都处于配角的地位，鲁迅的思想发展与他受共产党员的影响分不开的，他们的影响决不是可有可无的；（5）还有把鲁迅的文章拆散变成台词，长篇大论是否合适？平常我们和鲁迅接触，他说话不这么长篇大论，往往只有三言两语，三两句话；而且在电影里老是说教式的长篇大论是否也不相宜？语言多了，相对地行动少了一点，有些地方虽还不是语言多于行动，却文章还是文章，没有把文章的话弄活，像是背诵，没有把文章变成行动。其次，鲁迅的进化论的思想怎样抛弃的？这个发展变化过程表现得还不够鲜明有力。
剧本的语言缺乏时代性，五四时代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例如，当时鲁迅先生称呼许广平多称密斯许，直至他们结婚后，给他们写信还是提密斯许长密斯许短。剧本中的称呼较乱，要统一。像胡适，他呼人总是喊密斯特张、密斯特王，他坐在洋车上见了熟人远远就呼密斯特x。还有，那时叫“家骅兄”的不多，“大钊先生”这样称呼的也很少，多称呼号，不大带姓。只有客气一点的时候才称某某先生。特别是胡适对人拉拢，一定呼号，叫笔名。当时新派一点的人不会称呼“傅斯年君”的。
下面还有些比较零碎的意见，主要是剧本中还有一些小地方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五四时候，北京的汽车很少，胡适也没有汽车，只有包车。胡适的包车后面有块铜牌，上面镌有他写的一个“适”字，而且用的是他的签名式。一直到了一九三x年，胡适才有了汽车，是个旧式的福特，样子很老，车篷四方四正，很高，汽车牌号记得是八十八号，我们称胡适的汽车名曰“高轩”。
反面人物形象的刻划问题，刘百昭只是司长，他和段祺瑞不能这样直接发生关系，刘的上面还有人，当然刘百昭这个人物丑化一下是可以的；朱家骅在“三・一八”的时候，记得他是头一批与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明令通缉的五个人中间的一个，朱家骅当时是披上了“画皮”的。当时北大有所谓“现代评论”派、“语丝”派和“猛进”派，朱家骅既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也不属于“语丝”派，他接近“猛进”。因而，朱在当时是否像剧本中所写的那样，在中山大学一下子反动面目暴露得很明显？值得考虑。朱是逐渐堕落，越变越坏的。还有，胡适在当时不穿马褂，春夏间常穿竹布大褂，穿马褂被目为封建守旧。鲁迅先生倒有时穿穿马褂，周作人就曾在我们面前攻击过鲁迅穿马褂。至于陈源到学校也不大穿西装。当时留学生回来的人喜欢穿西装裤、皮鞋、中国大褂。（有同志插话问：“是否还围一条白围巾？”川岛：“没有围巾，我看到只有宋春舫才围一条白绸围巾。”）
还有一些小场面和动作，如教育部，作者写的除了一个徐先生外，其他都很差。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今天天气哈哈哈”就是写教育部的同事的。这个场面还可以复杂一些，不完全仅谈谈报纸而已，还可以有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细节描写，像鲁迅作品中高老夫子、鲁四爷这种形象太陈腐些，不一定要在教育部里出现。刚才陈笑雨同志说阿冬被杀头很像田汉写的《关汉卿》的开头，我觉得开头也很像夏衍写的《秋瑾传》的开场。
剧本中虚构的人物，如郭小朋是跟鲁迅从绍兴到北京来念大学，在图书馆工作，这个人物是进步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员。但是实际上鲁迅在绍兴的学生到北京来念大学的只有一个孙福熙，当时在图书馆工作。这个人现在是右派分子，这样写会不会孙福熙以及认识孙福熙的，以为在影射他，抬高了他呢？还有一些小问题：（1）“鲁迅从退堂里掀起了门帘，探身出来”，绍兴人在退堂门上很少挂门帘。（2）“鲁迅摸着脑门，激动地说……”我从未见过鲁迅有摸摸脑门一类的动作，倒是周作人在上课时最喜欢摸脑门（林默涵：这一稿还好一些，上一稿写鲁迅摸脑门的地方更多）。（3）几次谈到青豆，青豆是煮熟了再烘的不是晒的，平常叫“烘青豆”。（4）章介眉“三千亩田地才革个命”，三千亩太多些，绍兴的大地主到三千亩的很少。因为那里都是水田。摇船时说“快走”，不如说“快摇”、“快开”有水性。（5）李大钊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对郭小朋等十来个学生谈话，不如改个地方。因为阅览室学生们要看书报，不大好谈。当时的阅览室门口钉有牌子是蓝底白字；同时，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但办公室不在图书馆里面，是在一楼新潮社的隔壁。（林默涵插话：“那时候北京大学的校牌是不是沈尹默写的？”川岛：“是的。”林默涵：“《青春之歌》里面，搞了个美术字的牌子很难看，而且挂的也不是地方，挂得很低，这个牌子是挂在上面的。”何其芳：“是啊，我是在北大念过书的，看到《青春之歌》这么搞就不舒服，不真实。”）（6）北京各大学脱离教育部的斗争，开评议会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二院校长室旁边的大屋子里，当时很少在教室里开会；会议的主席是顾孟余而不是李大钊；与当时实际情况的距离很大。其次，鲁迅是当时北大的讲师，不能当选为评议员，即如电影中的另一场会场中，当时鲁迅会不会和胡适当面争论起来？特别是争论的那样激烈？“双目怒视胡适”？还可以考虑一下。事实上在这以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还没有断；鲁迅就是和顾颉刚也没有这样过，顶多不过“拂袖而去”。一方面我们要表现鲁迅精神，一方面要照顾历史的真实，和一些生活细节的真实，特别是胡适还活着，这些细小地方应尽可能真实一些。（7）还有，在老虎尾巴“鲁迅面窗坐在写字桌前藤椅里”，不对，也不好看，背对门，因为他的书桌不是面窗摆的，靠窗是一张床。（8）当时只有劳动人民叫“老什么”，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很少叫“老什么”，叫“小什么”的倒有。（9）陈源当时见到鲁迅还很客气，还打招呼，他骂鲁迅时还说：“我们很尊敬的鲁迅先生”如何如何；陈源不大穿西装。（10）胡适对傅斯年等说：“上海方面有一笔钱，打算保送几个学生到英国留学……”，不是去英国而是去美国，罗家伦、殷锡朋、周炳琳等所谓“五大臣”就是这次去的。（11）李大钊对郭小朋提到“孙中山先生到北京了，我太忙……”当时孙中山到北京是件大事，很轰动，可以提一下，但不会是这么说的。（12）有个地方，鲁迅说“……需要驳斥他”。鲁迅很少这样对人说，要就他自己动手了。（13）《阿Q正传》是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不是在《晨报》上。（14）几次在鲁迅书桌上“有好几本《现代评论》”，这不太可能。在鲁迅家里桌上、床上很少见过摊着杂志之类，特别是像《现代评论》这样的杂志。（15）鲁迅被免职了，剧本写到：“鲁迅把辞职书撕了，抓起那份命令……刘百昭不知所措了，伸手想拿回那份命令。”事实他与刘百昭都不会这样。（16）还有“叫条子”的问题，这是胡适有一次到济南去讲演，回来说女学生可以叫条子，由张凤举传出来的，周作人据此写了篇文章，登在徐志摩编的《晨报副镌》上，引起了风潮，攻击周作人，鲁迅有一天对我说：“老二还‘昏??’的，外面已经说这个谣言是他造的”。现在把它与女师大的事件牵在一起，也可以，但如何再交代得清楚一些。（17）有几处说鲁迅要掉泪，他的感情不这么脆弱，眼眶不湿也可以。（18）有好几处写到鲁迅“双目直视”、“怒目直视”等，自然拿眼睛表示鲁迅的感情是需要的，但不要太过了，鲁迅不大这样；特别是鲁迅很少捏拳头，这在当时被讥为“青年会式”的。
（另外，我记得鲁迅和守常先生的关系当时没有这么亲密。从鲁迅写的《守常文集》的序文也看得出来。鲁迅如果老那么严峻的成天板着脸，青年们也不会那么愿意去找他，像亲人一样的去接近他了，我们总感到他和蔼，脱俗。有一次，我们八、九个人邀他到西直门外去骑驴，他也去了。他不是老师架子十足的，有说有笑，待人以诚。
布景方面，当时沙发很少，胡适家里也只几把藤椅。当时喝咖啡的也少，但不妨虚构：美国咖啡嘛！鲁迅家里常有花生、饼干等食物，但不大用盘子盛，东西放在饼干盒子里，连盒子一起拿出来请我们吃。这也有人写过文章的。
杨荫榆那时还没有剪发，穿大袖子旗袍，不会穿高跟鞋，那时她大约有四十多岁了。）（笔者按：括号内的文字是川岛先生在别人发言时的插话）
章廷谦（川岛）的这篇讲话记录可以以《在〈鲁迅传〉座谈会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其文集之中。
章廷谦（川岛）作为熟悉鲁迅和民国社会的人士对剧本中存在的艺术方面和史实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其中的一些关于历史细节方面的意见虽然比较零碎但都是很正确的，纠正了剧本在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对于剧本塑造鲁迅的形象和还原历史场景很重要。这些意见都被《鲁迅传》创作组吸收到后来的剧本的修改稿之中。
（本文撰写得到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教授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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